崔医生：“医改”背后那少为人知的秘事

?“看病难”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最初是怎么提出来的?它又最先出现在哪家报刊上?看病难的深层含义是什么?专家眼中的看病难与笔者眼中看病难的差距根源是什么?想必看完将要叙述的故事，就能知晓答案。

在2003年8月13日的《健康报》第5版上，刊登了一篇《医生眼中的看病难》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该报编辑根据我写的“看病难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策的辩证思维”一文经压缩后刊登的。在当时还未见有人发表文章谈看病难的情况下，我为何却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呢?这主要缘自于我的一些亲身经历所引发的医改期望。

还在1972年我上初中时，一次不慎患了肠胃病。当时医生给我说是病菌感染，并开了不少抗菌药。但药吃了一、两年病却未见好。后我参照中药书，找了几味中药才根治好。这次患病经历使我在想：既然按照西医观点该病由病菌引起，但为何用抗菌杀菌药却治不好呢?看来病菌学理论还有缺陷与不足，造成治疗效果不理想。这次患病经历使我体会到“一个人患病已经不幸，如果再因用药不合理就更加不幸”的道理。并有了希望医学家能完善病菌学等理论，使医生能合理用药的愿望。于是我写了篇“论医学”的稿子，提出了病菌理论的不足方面以及中、西医应在相互取长补短中来补充和完善病菌理论等观点。此稿后来寄给了当时的《红旗》杂志社并收到回信。信中告之说来稿已转给了中央办公厅信件处，并对来稿表示感谢。我对稿件能受到重视而感到高兴 。当时由于“文革后遗症”等原因，许多院校未能恢复招生制度。所以我在初中毕业后未能进入医学院校学习。我先后当过兵，当过工人，也由于自己体质较差等原因，经常易患感冒等病。因按现今一些方法治疗感到不满意，加之有了以前患病时的自疗基础，所以我在自学医学知识基础上，经常都是自己配中药来给自己治病。在与疾病打交道的自疗过程中，我发现对同样疾病的治疗，由于认识及经验不同等原因，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治疗效果。这其中不乏有成本耗费低但疗效却很好的方法。而要实现疗效好且成本低的治疗，就要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与不足，并通过对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总结，做到精益求精，就能达到成本代价小但疗效优且又简捷的治疗效果。因此我在自疗的经验总结中获得了不少疗效高而费用低且无药物毒副作用的好疗法。 自己总结的一些好疗法也让我家亲友受益不少。有次我妹夫患痛风，吃了半年多的药也未见好。见此情景，我给妹夫配了一付几元钱的中药，煎好后叫他来喝。他起初有些不情愿，心想吃了这么多药都未见好，这点中药能管用?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喝了一些。据他后来讲，他来时脚还是痛的，但来喝了药谈了两分钟家务事出门后，走路时脚竟然不痛了。他说这种神奇的事讲给别人听可能没有人相信。从此也改变了他对中药疗效慢的看法。当我见到一些人因患病而遭遇的不幸等情况时，因我通过自己患病经历深知一个人患病的不幸，所以虽然当时我还是一名工人，但我也在思考能否取得行医资格，以便将自己总结的一些简廉的好疗法以合法形式介绍出来、让患者受益的问题。加之那时(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出台了允许个体中医开业的政策。于是我有了想当个体医的想法，心想如果自己能当上个体中医，我的那些价廉、效好的方法就能名正言顺地用之于民了。我在当地卫生局了解到，个体中医开业要国家认可的中医文凭并要参加个体行医资格考试等规定后，在不耽搁工作的情况下，我经过几年时间努力学习和考试，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成人教育中医大专文凭。当我带着文凭兴冲冲地准备报名参加个体行医资格考试时，才知申请个体中医开业的条件已经提高了，不仅要求有中医文凭，还需5年行医经历等。以后个体中医开业要求越提越高，如需主任以上医师职称才能申请等等。最后甚至不再办理个体中医开业了。我记得我因常去打听个体中医开业政策，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已对我不耐烦了。既然当个体中医无望，进我所在工厂的医务室总可以吧!当时厂医务室的医生已提出了退休申请。在得知我学医的情况后，那位医生也鼓励我来接她的班。于是我写了一份自我推荐材料，找到厂人事负责人，希望能在厂医退休前，培养一下厂里唯一只有我具有医学文凭的人。我记得当时我还说了句“希望你能拿出伯乐的眼光，给我一个学有所用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但回答是“你不属于分配的毕业生”。于是我只好又当我的工人。以后颁布了《医师法》。我又按照《医师法》等相关规定，考取了中医助理医师资格。有了医师资格进厂医务室总可以考虑吧。当我带着医师资格证，面对厂里尿毒病、癌症、肝硬化等病人的求医需要再次找到厂人事负责人时，回答是：“研究一下”，随后厂医退休走了。结果是厂里的病人有就医需求而医务室宁愿空缺无人。有人私下对我说：“医务室的位置是要留着照顾关系用的，你又没有关系，自然进不了医务室”。虽然进不了医务室，但为了实现我那个让病人能获得简廉、效优治病的愿望，于是我办了停薪留职，每月向厂里交纳管理费等而外出求职，并被一家民营医院聘用。我的身份也由“国企职工”变为了“下岗职工”。

我通过自己患病后想求得良医、获得一些医疗经验后想当良医的种种曲折经历与所见所闻，使我在想：病人生病后有着得到疗效好而成本代价相对低的就医愿望，也有这样的好方法，是什么原因不能使病人得到简廉、效优的治疗呢?显然，这里还有着理论缺陷及体制弊端等问题。比如我在几十年前写的“论医学”一稿中，就提出希望医学家们能解决好病菌理论的缺陷问题至今仍存在。按照有缺陷的理论来治病，自然带来治疗缺陷。其外，现今的体制也存在弊端。比如要行医，现行体制规定需要通过理论学习及临床实践来获取行医资格。但要想获得疗效好的治病真功夫，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对于治疗中的缺陷与不足，常需要有“实践出真知”等等过程，才能发现和纠正问题。比如我就是在“实践出真知”中发现现今的理论及治疗缺陷的，并通过不断地提高和总结，获得了不少疗效好且简廉的治病方法。而山外有山，人中有人。像我这样通过亲身实践并在精益求精的总结与提高中，获得了不少疗效好且方法廉便的人大有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数家报刊曾报道了一条一个病人向社会求助的消息，一个小女孩因喉咙肿痛吞咽困难，找了数家医院治疗都无效果，也未查出是何原因。家人情急之下，通过媒体(当时互联网还未兴起，许多消息都是通过报刊来传递)向社会发出了求救的呼吁。就在小女孩已经处于生命垂危之时，来了一位得知了消息的老人。只见他在小女孩喉咙等部位作了穴位等疗法后，安慰了病人几句而未留下姓名就走了。随后小女孩开始能吞咽东西并逐渐好了。这事在有的人可能不相信会是真的，但我相信报刊报道的这事是真事。就像我国的少林武术等许多民间绝技一样，在没有亲眼看见时是难令人相信的。通过电视等媒体报道出来后，人们才相信。说明在我国人民的智慧中，存在不少廉便的治疗好方法。其中有的已演变成为中医的组成部分。但他们总结的这些廉便、效好的方法 ，同样面临着政策与体制的限制 。这就形成一种一方面，我国一些民众在与疾病抗争中所总结的一些廉便、效好的治疗方法，由于没有正确的政策引导等机制而处于种流浪于民间且散、乱的状态中。一些廉便、效好的方法也难以融入到现代医学中;另一方面，现代医学如西医又难以在相互借鉴与比较中，发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使得一些成本高但疗效不理想的治疗方法难以得到改进和提高，形成高成本、低疗效的治病方法。

按理说，既然自己当上了医生，就可将自己那些成本低但疗效好的方法用之于患者了。但我在工作中，发现采用自己那种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等简廉方法来探求病因以及仅用少量的药就能获得很好治疗的方法并不普通，就是说，从更大的范围乃至全国范围来讲，许多病人都未能享受到廉便且效好的疗法。我觉得如比下去“将会看病难矣”，亦即会逐步酿成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自己那种关于因理论及体制等缺陷将会带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预感。既然要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显然，除其它措施外，还需通过市场规律的调节作用来解决。因医疗市场有其自身的供求规律，即一方面，人们有着廉便、效好的医疗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体制等障碍而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好医疗市场规律的调控作用，正确引导好我国传统医(中医、民族医、民间医)、现代医(西医)的各自优势，形成种医疗技术市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有序竞争局面，才有利于低成本但疗效好的医疗方法在医疗市场的调节机制中发挥出应有作用。也利于医学理论及其实践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改进与提高。

出于这些感受与体会，所以我在2003年初，写下了约一万字的《看病难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策的辩证思维》的文章，文章首先对看病难的含义作了一个深层次的定义，即由于治病不能治到根本上而使成本增高但疗效又不理想，成为看病难、看病贵。文章将造成看病难的原因分为理论缺陷上的原因、治疗缺陷上的原因、体制缺陷上的原因等几方面。在解析了造成看病难的深层次原因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遵循医疗规律、搞好医疗改革”比如改革体制，完善理论，提高疗效以使疾病得到简廉、效优治疗的医改思路。随后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健康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文章就是谈因为病菌学等理论缺陷将会带来的问题，却真来了问题??2003年的“非典”爆发了。随后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说，由于“非典”文章要延后发表。同时因版面有限，文章要压缩，并告诉我关于文章中提及的体制缺陷等问题，不属于这个范围所要讨论的问题 。后来，这篇文章以“医生眼中的看病难”为题，发表在《健康报》2003年8月13日第5版上。这篇经压缩为仅有几百字的文章简要介绍说：“因很多疾病的病因还不清楚，造成治疗效果不理想。加之部分医生受利益驱使，忽略了简廉、效优的疗法，造成看病难”。考虑到我写的这篇文章未能全文发表，于是我又准备将文章全文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但被告知要付版面费。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为评职称而发表文章，只是有感而发。于是这篇文章就未能全文发表而搁下了。虽然文章未能全文发表，但对于看病难的理解心情，使我觉得既然自己清楚造成看病难的一些理论缺陷，可否再动一下手和笔，给出理论解释呢?我想这样当然可以。早在几十年前我写的《论医学》一稿中，就提出了解决理论缺陷的愿望，并一直期盼着有专家解决。但诚如有的专家所坦言的那样：“专家并不是万能的，他只在某些方面有专长，其它方面就不一定在行”。我觉得对于病菌等理论缺陷问题，除须由专家未解答外，也可以从我所体验的角度来解释。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论专家还是百姓，只要他符合于一定的认识规律，都可获得一定的真理性认识，然而，现今的病菌学等理论，是经过有关专家得出来的权威理论，要去提出其中不足的问题，仅凭自己的初中文凭(我考取的成人大专文凭，是在初中水平上经自学考取的)和非专业水平，对于自己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为了能实现让更多人获得简廉、效优治病的愿望，我只好去作这样的挑战。于是我放弃了被医院聘用的机会，开始着手于写这方面的书稿。

自《健康报》发表了“医生眼中的看病难”的文章后，果然如文章所预料的那样，“看病难”问题在开始日显突出。随着“看病难”这个言简意赅的问题引起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