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对医患关系依然持乐观态度

?    看到南京公务员夫妇殴打女护士的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班级辅导员梁钦长叹一口气，“又是一起伤医案”。

　　不久前，这个被学生们称作“娘亲”的85后辅导员刚刚给班里那群学医学得脸上长痘、作息不调的“娃们”上了一堂班会课，主要谈的就是2014年所发生的各类伤医事件。先是绍兴医生被患者家属打伤被逼下跪，紧接着就是齐齐哈尔医生被杀、河北医生被割喉、广东台主持人王牧笛扬言“要砍人”等一连串事件。

　　很多学生都在网上“声讨”伤医行为，校园里、课堂上，医患关系也成为师生们讨论的热门话题。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医学生们尽管对伤医行为非常愤慨，但他们大多认为“医患关系没那么可怕”，毕业后，医学生们最想干的还是“医生”这个行当。

　　“我们很坚强，不会被打倒”

　　自从当上医学生们的辅导员，梁钦养成了在网上写周记的习惯。她想通过周记，与“苦到家”的医学生们建立起无缝对接的通道，在学生们辛苦学习的同时，给他们一针强心剂。这针强心剂，在极端伤医事件发生时，能挽救医学生们继续从医的信念。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一名大一年级的医学生，会过着“跟高三时差不多的生活”，每周一至周五，他们早上7:20起床，8:00上课，12:00下课，中午午休半小时，1:30上课，4:30下课，晚上自习，接近午夜12点才能休息。这种生活，对医学生而言，至少要持续5年。

　　梁钦告诉记者，其实很多家长都反对孩子学医，一方面学习太辛苦、今后工作更辛苦；另一方面，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家长们都不愿意让孩子每天看病人脸色。

　　去年8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医闹事件曾令许多医学生寒心。网名为“提拉米苏_1212”的一名学生在微博上说，“痛心疾首！我们每天在为如何维护医患关系，如何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而绞尽脑汁，回报我们的却是这些惨不忍睹的野蛮行径，令人心寒”。

　　这一天，梁钦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虽然警方控制了医闹，但是这种短暂的事后补救并不能解决长久问题”。

　　这天下午，她的周记标题被定为《我们很坚强，不会被打倒》。这句话，取自当天复旦儿科医院的官微回复，对在此事件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及保洁阿姨表示慰问，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们很坚强，不会被打倒”。

　　儿科医院的医生们甚至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还得继续投入到工作之中，原因是还有很多儿童病患等着他们的救治。

　　梁钦在当天的周记中尤其强调了一组数据：一天时间，《上海青年报》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闹事件的报道已经有5000多条评论，其中80%的网友都对医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前不久，丈夫问梁钦，“如果儿子长大了想学医，你同意吗？”这个经常传播“心灵鸡汤”的辅导员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

　　她告诉记者，自己并非因为医患关系而纠结，而是为漫长的医学生学制、课程压力以及未来24小时待命的工作而担心，“想做医生，从大学阶段就开始辛苦，然后辛苦一辈子”。

　　不管是从周记还是从梁钦本人的表述来看，她一直坚持认为“医患关系没什么可怕的”。她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矛盾和无奈，医患矛盾不过是因为近期几个极端事件凸显出来而已，“只要有医生和病患存在，就会有矛盾，这早就是一种常态了”。

　　梁钦说，以后只要孩子有意愿，她一定会支持孩子学医。

　　“医患矛盾对刚开始工作的医生影响最大”

　　临床医学大三学生徐朔至今仍记得自己大一那年发生的“哈尔滨杀医案”。那起事件中，即将赴香港攻读医学博士的医院实习生王浩被患者的孙子李梦南刺死，倒在了哈医大一院门诊部。

　　这起案件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徐朔当时的反应是“除了愤怒之外还是愤怒”。这个年轻的医学生并未由此联想到自己今后住院实习可能存在的风险。

　　她的学长孙清磊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今年1月，小孙所在的上海仁济医院的一名医生，在神经内科急诊为病人看病时，被一名病人殴打，原因仅仅是因为病人对医生解答的医保和自费等问题不满。

　　孙清磊告诉梁钦，医患矛盾最多的地方就是急诊和儿科。在谈到心中的医学梦时，他迟疑了，“我想……我以后还是会坚持做医生，但以后会更多注意医患之间的沟通，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纠纷”。

　　“娃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辅导员梁钦都想到了。为了避免这些血腥的医患纠纷给学生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梁钦亲自采访了包括孙清磊在内的8名医生，并写成了第121篇周记“2013医患关系沉思录”。

　　在这篇周记中，梁钦以事实为例，告诉医学生们?医患冲突只是少数，多数病人只是寻常问诊。但她告诉记者，激烈的医患冲突事件，会对刚开始工作的医生产生较大的影响。

　　近期连续发生的伤医事件，已经对刚刚工作两年的浙江某三甲医院颌面外科医生小伟（化名）产生了很大影响，当被问到“有没有后悔学医”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后悔”。他说，自己现在对前途有些迷茫，可能会转行。

　　据小伟透露，今年他所在医院的招聘情况不乐观，“非常难。很多人本科毕业就转行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张兰去年向医院递交了辞职报告，转行去了一家外资医药公司当起了“医学沟通经理”。辞职前，这个毕业于复旦医学院，埋头苦学了8年医的高才生，常常值夜班，没工夫打扮自己，半夜还要起床给呻吟着的病人做看护。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病人经常不讲道理，没来由地冲她发脾气”。

　　梁钦告诉记者，大多数医学生毕业后的第一志愿是当医生，但有很大一批人，在当了两年、三年后，选择转行，“医患矛盾对刚开始工作的医生影响最大”。

　　医学生们大多对医患关系持乐观态度

　　梁钦的这种说法，记者在医学生们那里得到了佐证。

　　父母都是医生的缪语，坚定不移地要走“当医生”这条路。在他眼中，医患关系呈现出来的常态，是和谐、美好的。从小到大，他最常见到的患者，就是那些经其父母抢救渡过难关的叔叔阿姨，“他们登门拜谢，我觉得做医生特别有职业荣誉感”。

　　大一学生罗兰（化名）的母亲，是清华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医患矛盾而选择毕业后转行时，他坚定地回答，“不会”。小罗想当一名能改变当下医患紧张关系的良心医生，“我要通过我的所作所为，来改变行业现状”。

　　大三学生徐朔长期坚持自学法语，不久前的一则法语报道，令她对我国医患关系的未来充满期待。今年1月，因为药物污染，法国有数名婴儿在被输入污染药物后身亡，造成数案连发的典型医疗事故，但婴儿家长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这明显是医院方面的过错，如果发生在我国，家长的第一选择会是什么？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示威？会不会报复医生？”徐朔认为，未来政府在医疗改革、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上的创新举措，是挽救医患紧张关系的根本，“关键是一个公民法治观念的建立”。

　　与医患关系给医学生们带来的困惑相比，其他一些问题似乎更容易令这些正走在行医路上的孩子们有挫败感。

　　徐朔在医院见习的这几天，常常为“医学的局限性”感到难受。“明明护士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病人还是离世了。”这些事儿，多少令此前觉得“医生无所不能”的徐朔有挫败感，“其实这种局限性与患者对医生的高期望之间形成的差距，造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

　　徐朔说，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很多患者会以为医生失误导致治疗失败，事实却并非如此。

　　梁钦老师在自己的周记里提出了对2014年的“新期望”：我们期待公共医学素养的普及，期待医学人文教育的深化，期待一个安全合理的就医环境，期待（学生们）能够坚持最初的梦想，奔走在行医的路上。

　　电视艺术学专业毕业的梁钦说，媒体对医患关系的炒作有些过了，“我问身边的朋友和医生们，为什么会觉得医患关系这么紧张，他们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网上看到的呀”。梁钦说，医患关系实际上没那么可怕，只是报道得有些多了。